年轻的爱情

年轻的时候，比较敢做出格的事情。九二年夏天，我必须悄悄闭上一扇窗，因为生活突然给我打开了一扇门－－爱情面对面地站在我的眼前，结果是我负气出走，想闹“失踪”。

    事实上，我是正而巴经地去报了一个服装培训班。培训班简介里说，那里包吃包住，三十天一期。

    从小我喜欢碎角布片，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碰上下雨，不出工，外婆就缝缝补补，我也会比较专注地看。一次我偷偷地把一件旧损的衬衫“脱了肩”，——农村人日子苦，衬衫上了身，再一直穿衬衣整个肩背上磨损花了，缝衬上一大块结实的布，——这就叫“脱肩”。外婆对人喜滋滋地夸奖我：“娃看小事，这丫头长大，不怕婆家人斜眼看。养的女儿上得天，难补裤裆难脱肩。”她还说，八九岁丫头，细针密线，缝得抻抻妥妥，不一般。外婆的夸奖，我听着并不怎么欢喜。严格地说，是不喜欢关于“婆家”的那层意思。外婆那些话，让我略略懂得了外婆心中的真理：作为一个丫头，似乎从小就要武装一些本领，长大后到了婆家能够扬眉吐气。我缝衣服的乐趣，因为外婆所赋予了庄严的使命而消失了，后来我再也不轻易拿针线了——内心里对于嫁到婆家争口气的想法，有一种遥远的抵抗。

    培训班在县城东郊，一所半新的私人学校里。我被插进一个刚刚开始的班级里。那教程却是很让我失望。从衬衫长裤的比例开始，讲解最基本的知识，最后学会因人而异地裁剪西装，已经是这里的“大成”。而我天花乱坠地梦想着，能设计出异彩纷呈的时装！

    培训班里都是女孩，大多是想学会一门手艺，将来好托付终身！像我这样利用假期来消遣一个遥远的梦的，却也还有两三个。

    有一个来自于市幼儿园，叫戴丽，“戴”这个姓氏非常诗意，我对于这个姓氏生出的好感，一直延续到今天。戴丽个子娇小玲珑，却生了一幅相当成熟的脸，所以从前面和从后面看她，反差大得很。这个女孩的发式，在当时可以说十分前卫。三七偏分，左边发少，齐耳中；右边却长及颔颌，形成一种参差的另类的美。她的头，习惯微微右倾，那黝黑的青云，为她粗线条的脸庞，罩上一层美丽的保护。

    她的衣服总是穿得让人惊讶。一次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直筒裙，双排口，低领，下摆齐中腿。穿这样的颜色，很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可是穿在她身上，竟然扬长避短，她在脖子上系一条浅蓝色细巾，左手上配了蓝色景泰蓝戒指，显得浑然天成。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具体感谢什么呢？她于我，有一种启蒙。她对于生活有一种精致的爱。

    隔三隔五的，有个骑摩托的男生在楼下叫她的名字，她也不应声。那男生叫两声就不叫了，一直等在下面。他的头发烫成了费翔那样的大波浪，越发显得他方型脸的分量。戴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了。门房的老头儿接受男生的香烟贿赂，对他笑得有些讨好。

    培训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六个女孩已经有些难舍难分了，大家决定去东湖拍照留念。那时的东湖边，除了亭子阁的照相馆，还有一二间铁皮屋子冷饮店。我们想借用了冷饮店雅致的装饰作为拍照背景，老板很爽快地应允了。后里我们又在湖边的草地上拍了合影。九二年七月的东湖边，青草葱茏，我们一群女孩子，怀着无忧的懵懂或是略带忧伤的期待，把自己的青春定格在那样的夕阳里。那天黄昏，戴丽对我说，她家住在县河边上的二层小楼里，她邀请我学期结束地时候去她家玩，我真诚地接受了她真诚的邀请。她说她有个哥哥，成天在家里，我也隐约知道他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间歇性的。她说她的房间里有一个立柜，上面镶着一面大镜子，她喜欢对着镜子改衣服，那件天蓝色的裙子就是她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我和她还没有亲密到可以相互交谈彼此的爱情。我隐约察觉到，那时候，她的心似乎飘到遥远的地方去了，是那个费翔公子的摩托车到不了的地方。

    后来，我的行踪终于被发现了。那个大大咧咧的男孩送给门房老头儿一个西瓜，对他说，他是我男朋友。我是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对于生活派给我的际遇，虽说不是逆来顺受，却也只是作了一点轻渺渺的抵抗。我对戴丽说，我厌了培训班里的枯燥教程，我当逃兵了。

    我终于没有去戴丽的家。她比我大两岁，现在也早该是孩子的妈妈了吧。

    在培训班的时候，我都和一个叫鄢平的女孩在一起。我们初学裁剪的时候，用的不是布料，是报纸。每隔几天，我和她就去街道东头的废品收购站里买旧报纸。每次会花上两元或三元，提一摞《人民日报》或是《湖北日报》回去。太阳黄蒙蒙的，搁置在街道尽头的楼顶上。街面上也总是灰蒙蒙的，仿佛所有的黄昏都是那样浑浊。我和鄢平，拧着报纸晃荡在那样的黄昏里。

    鄢平比我高，留着标准的学生头，皮肤微微黑，她笑起来，静静地，宛如一朵雏菊花。有一次，在卖头饰的小摊上，鄢平为我相中了一枚发卡，藏红色。我顺从了她的意思，买下了，她笑起来真像花一样。她把我的辫子放下了，只是捋一半的头发在后脑顶上，用发卡卡上。一直很多年，我都喜欢那样的发型。

    有时候她说话，我听；有时候正相反。我们彼此无间。她比我小半岁，在一所村小里当民办教师。我们彼此交换着最私密的心情。她喜欢的男孩子当兵去了青海。我看过从青海来的信件封面，那些字的笔画里，竖笔画都突出明显，刚劲有力，其他笔画却很清淡。我戏称那些笔画就像森林——由此可见那家伙很耿直。鄢平笑笑，不与我计较，专心找个地方读信去了。她固执地坚持着她遥远的爱情。我喜欢她清清透透的爱的方式；在那以前，我的心里悄悄地锁着一个名字。我敬畏着一切美好的事物，也敬畏着爱情。

    有一次买报纸回来，她说，以前她用报纸糊房间的墙壁，后来当了老师，改用白纸糊，房间里亮多了。

    我对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心里觉得她生活的地方也十分可亲，恨不得能亲自去那里看看。我觉得她的小学校的阳光，一定比这里清亮；她说校门旁边挂了一口钟，清晨敲起来声音可以传很远。我觉得那里因为有她，就有了一种无人关注的美好。到了现在，我还记得她的那所小学的名字——“小垸小学”。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她的一切都足以让人想象，并且无限美好。

    培训班里纪律十分严格，不到周末不让随便出去。我们几个不务正业的女孩，时常找理由溜出培训班，培训班的老师也会对我们几个开明一些，放行了。有时候我们端了脸盘去襄河边洗衣服。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比襄河更大的河流，襄河在我的眼里，已经是非常浩荡的了。河滩的黄沙干干净净的。偶尔有运黄沙的木船过往。我不会游泳，对水只能存有一种种敬而远之的喜欢。鄢平就不同了。三两件衣服，她也愿意脱了凉鞋，站到水里去，淡绿色的裙，绾在膝盖上面。我们彼此交换着最私密的心情。她固执地坚持着她遥远的爱情。我喜欢她清清透透的爱的方式；在那以前，我的心里悄悄地锁着一个名字。我敬畏着一切美好的事物，也敬畏着爱情。

    我离开培训班之后，日子似乎很热闹起来，每天都每天的喜悦或烦恼，心情时时刻刻都被塞满了。培训班的那一小段日子也渐渐淡忘了。

    后来，我又遇上了鄢平。在第一人民医院里。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没有开出生证明，我后来去补办，拿了当初的出院单，交给医生，后来医生说，这个病历号码不对，是一位肿瘤患者的号码，所以不能开证明。我站在医院妇产科的楼道里，茫然无措，我不知道该回家还是该再去找那位不耐的医生。

    有个人在我面前停下了，她就是鄢平。她摘下口罩，她还是标准的学生头发型。我下意识地叫出了她的名字。我激动得有些不知说什么，只觉得三年多的时光似乎都消失了，我们还是那时候的我们！见到鄢平的时候，竟然忘记了问她，怎么到医院上班来了。她先问了我到医院来干什么，我的鼻息酸楚起来。她拿了一件白大褂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另一栋楼的病历档案室。我依稀觉得，我们又回到一起去襄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守门的眼镜医生没有为难我们。一排排书架上挤满了黄褐色的牛皮纸袋，每一个纸袋里都装着疼痛、哀伤，甚至是某个人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点生命痕迹。

    鄢平拿着我的出院单对照寻找，果然找到一个叫做“＊水香”的肿瘤患者的病历。我收起自己所有漶漫的杂念，和她一起找。最后，是出院单上的最后两位数与病历上的错位了。出生证明很快开出来了。我想起问她的生活，她说她上了自费卫校，正在一医院实习。我问她，青海还来信吗。她手中的口罩握得紧了些，说他结婚了，留在了青海。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楼道深处有医生在叫她了，她轻轻将口罩绳戴在耳朵上，我只能看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深得像一潭水，静谧得看不到波纹。我们只好告别。那一天，她穿了一双荔枝红平跟皮鞋，脚步声很轻，楼道里只有的鞋跟钉出的声音，叮哒，叮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