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一年（节选）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 “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句。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位记者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处。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层有自己的规则，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当然，享有这一特权的仅仅只是苏共干部中的极小一部分。但是，这一特权是否就是这一阶层产生的第一个垒块呢？
在苏联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艰苦创业，奔向新的生活。在为实现共同理想而艰苦奋斗时，攫取特权、谋取私利，为社会所不齿。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说有什么 “特权”的话，那就是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喀秋莎的怒吼声中，带领人民将侵略者赶出去。
在斯大林时代，党对干部的要求总体上是严格的，苏联也面临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政治斗争的波高浪险，党员干部成批走向前线，领导干部更迭频繁，不可能形成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1）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更换率高达60%，因此，这一时期党内真正享有特权的群体尚未形成。
苏共内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
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2）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
1978年到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在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名被更换。到1978年春，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终身任职的老化的领导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既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
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刚刚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利加乔夫曾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当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3）
特权带来的享受，不身历其境，是无从想象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
这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此人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且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1982年1月，一位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机出国旅行，海关人员从他身上的一个暗兜里发现了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训狮演员布格利莫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这个马戏团的美工师鲍里斯·茨维科夫和马戏团团长克列瓦托夫。在茨维科夫家里，搜出价值约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在克列瓦托夫的房间里，查获约值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珠宝、绘画作品等。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
“故事”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这个案件理应由内务部审理，却耐人寻味的由克格勃经办。而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故事”却到此了结：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和女儿加林娜依然逍遥法外。
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己有，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层；而床底下塞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
经查证，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奉命参与了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
《文学报》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证据铁证如山，于是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
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这个“故事”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外，“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一些人认为官职越高，特权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O万卢布。
卖官鬻爵的现象，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如1973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曾指出的：“过去在选择和使用干部问题上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任命行政领导干部不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而是通过幕后操纵、熟人和家庭关系，是根据对上级个人是否忠实的原则。”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
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但在谈到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时，我们必须同时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70万名干部全部称作为特权阶层，那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联共产党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而当时苏共的广大党员干部总体上还是廉洁奉公、勇于奉献的，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第二，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区别开来。当时苏联党内和社会上虽然存在特权阶层和严重的特权现象，但表现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在苏联分配领域中同时严重存在。
第三，不能仅仅注意到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到这种“特权”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如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脏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并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这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对改变党的性质的危害更为严重。 这一情况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居住的一座别墅，后来有了新的更大更好的别墅他就搬走了。让我们参观一下这座已不够时髦的旧别墅吧：进了大门，是一个巨大的前厅，楼下有玻璃凉台和电影厅，餐桌长达10米，厨房就像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还有一个地下冰柜，二楼穿过大厅，直通日光浴室、办公室、卧室，整套别墅装潢陈设，极尽豪华。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穷奢极欲的个人生活，还远未反映出特权阶层的本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的所谓“改革”，成为特权阶层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混乱的改革给特权阶层谋取其根本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已经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特别是当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就必然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个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捞取个人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己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
这些人不仅捞足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4） 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5）
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曾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
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
当苏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它自己就已经被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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