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唐高宗对东都的定位是：洛阳、长安东西两都，朕之两宅，来往不恒。两地的建制相同，同时具备作为首都职能。也即地位高于北都太原。事实上从657年初到683年12月他驾崩于洛阳，期间他自西都长安7次到东都洛阳。又自东都洛阳6次西行长安。因交通限制，每次行程都花费大约一两个月光景。此外他还去过北都并州。可以这样认为，在这26年内，他在函谷关以西（不仅仅限于西都长安）的活动视为呆在西都长安的时间，他在函谷关以东的活动视为呆在东都洛阳的时间。两都之间来往路途两地平分。在北都的时间不计入东西两都。这段时间内总体上唐高宗呆在洛阳的时间略长于呆在长安的时间。大体上13年对12年。
可以得出结论：这26年内，东西两都基本处于同等重要的政治中心地位。
b) 683年12月唐高宗驾崩洛阳到706年11月唐中宗还都长安这23年内，除701年10月至703年10月则天政权住在西京长安外，其余21年全在东都洛阳。此时期内历经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三位皇帝。这段时间内唐朝政治中心无疑问东都政治地位高于西京长安。
二、武则天的考虑
说下武则天的考虑了。从她个人出发，因为唐高宗李治在长安的政治势力还是把握的很牢的，李氏各种亲王、亲戚都几乎在长安，而当朝的宰相中，支持武则天的也不是很多，大概六七个之后会有一两个。所以武则天在长安还是感到政治权力受到了制约，她急于摆脱这种环境，要营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氛围。
